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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基金会——德国特色的党派智库
         上海民革网络版 
第03版 3 2019年7月15日

政治基金会——德国特色的党派智库
2019年7月15日 

 随着2015年底首批国家高端智库的确立,我国的智库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而智库作为当今公共决策的重要智力资源在西方国家则有着较长的发展史,且因其发端和时代背景的不同,运作模式和影响力传导机制各有特色。本文将以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为例,对德国特有的政治基金会(politische Stiftung)作简要的梳理介绍。
        在德国众多智库中,最显眼的便是六大政治基金会,分别是与六大主要政党关系密切的六个智库:亲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基金会、亲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亲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亲自由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亲联盟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和亲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也就是说,德国联邦议会中的每一主流政党都有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基金会,这一独特模式就是德国特有的党派智库。


      
       各政治基金会与相应的议会政党关系密切,二者之间重要纽带是分享共同价值观,主要体现在政治理念、社会治理等方面理念的一致。例如阿登纳基金会与基民联盟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大家庭”的一员,致力于推动市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而艾伯特基金会则与社民党共同秉持平等公正、生态安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既然是价值共同体,就说明政治基金会与相应政党之间是平等且互相独立的,而非隶属于党派,不代表党派的利益,无需为党派执言,但与党派又保持天然的统一性。
       德国联邦法律认为,政治基金会是德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有利于公共事业,符合公共利益,符合联邦宪法精神的基本原则,因此给予基金会全额拨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联邦和州的财政预算。这就保证了政治基金会的公共性,即取之于公共财政,并服务于公共利益。在具体操作上,六大政治基金会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获得一笔基金会预算,而各基金会之间如何分配,则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党派在联邦议院中的席位和近年来的表现;以及各基金会运作情况、专业领域与德国政治外交的相关性。
       尽管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但基金会对于经费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可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分配使用联邦拨款。其工作并不代表政府,也不受政府管理,因此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同时,由于在资金上不与政党发生关联,因此也确保了相对于党派的独立性,避免利益交叠成为党派说客。

      
       政治基金会是德国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其海外活动是德国外交实践的重要补充。 尤其是涉及政府外交会被视为干涉内政的事务中,政治基金会的作用无可替代, 因此是代表德国外交软实力的柔性工具。
        例如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管Peter Hefele博士认为:“外交不仅是政府外交部门和官员的工作,也可以由学者、律师、NGO组织、媒体等各界进行。因此,阿登纳基金会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与中国及其他各国分享德国的发展经验和成果,探讨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将这些外交活动汇报给德国政府。因此,非政治外交是阿登纳的首要使命。”
        而艾伯特基金会也在全球设立了超过100家办公室,地区遍布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地中海地区以及北美,负责协调实际工作,并执行各自的计划。同时与联合国专门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团体进行密切的友好合作。正如基金会领导人所言,艾伯特不仅是一家智库(think-tank),还是一家行动库(do-tank)。
       可见,政治基金会不同于官方外交的灵活性使其便于深入对象国的各个领域,形成德国外交的“第二轨道”。它代表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向外输出德国的价值观及“知识”(尤指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思路和方式);同时也把国外的新问题和“知识”带回德国,以促进德国政府更为清晰的了解全球局势,并能在国际合作框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外,基金会每年都会撰写相关的国情报告上报外交部,方便其调整外交决策, 因此政治基金会也被称为“政治预警系统”。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产生与德国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关。一战后,民主政治体制的魏玛共和国最终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取代,让位于法西斯政权,给德国、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深刻反思国家民主政治的曲折历史和惨痛教训基础上,德国意识到了民主政治教育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建立政治基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政治素质,推广民主政治价值观。
       阿登纳基金会的政治教育主要集中在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基金会的目标是,通过公民赋权来提升自由民主,并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主建设需要公民的参与。基金会的公民教育部每年组织约2000场活动,让10万德国民众了解德国政治系统。基于基督教民主哲学,基金会的公民教育项目帮助人们在政治辩论中自我定位,寻求自身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参政议政的专业能力。基金会希望能够使普通民众理解,政治是如何影响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如何决定我们未来的。基金会认为这一努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才能理解自由、统一、平等的价值,并能够自觉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同时,公民教育也有助于公民认识到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治理体制所带来的成功。
        与此类似,艾伯特基金会的宗旨之一就是,用民主精神对各界人士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教育。政治教育旨在强化基金会的根本价值观,主要面向普通大众。为使德国和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得以传播,艾伯特基金会在国内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社会政治教育和咨询工作,并与当地的政党、工会和其他机构,如自助组织,政府机关、大学、社团、基金会等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政治基金会不仅将公众作为政治教育的对象,也视为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群体。近年来,欧洲年轻人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热情都大幅下降,而以网络新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各基金会开始更多地将研究成果通过电视、网络、学术会议、公开刊物等方式向公众开放,将自己影响决策的目标群体从少数政治精英扩大到普通大众,以达到影响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目标。可见,在政治教育方面虽发端于历史反思,但基金会在实践中也顺应时代发展,从理念到技术皆与时俱进。


        政治基金会作为成熟的智库形式,虽然有其产生发展的特殊性,但其运作模式和影响力传导机制对中国发展智库,尤其是公共智库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强调公共智库的独立性,这是智库话语权和权威性所在,不为利益左右的价值观是立足根本。这包括资金来源和使用的透明公开,研究成果的科学客观,公共辩论的开放度等。
       其次,将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国家已经不再是政治场域里唯一的“玩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成为了重要的活动主体,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智库作为其中一员,因其智力资本的优势,必然可以通过学术、教育、文化等软实力通道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不可忽视大众参与。大众政治时代和新媒体的发展要求现代公共智库不能仅满足于成为少数政治精英的俱乐部,更要注重提高民众参与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决策的公共性。因此,智库活动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第四,当前中国在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下,各民主党派积极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或可参考政治基金会的经验,汇集更多智慧、动员更多力量,更好履行参政党的职责。
       (作者系民革市委理论文史委副主任、上海社科院支部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副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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