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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不变,踏着时代步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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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上海“最后的堡垒”如何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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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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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版 3 2019年5月15日

真心不变,踏着时代步伐前进
2019年5月15日  作者:毛增滇

编者按 本文原发表于《铭记与传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民革上海市委原常务副主委毛增滇。在此重刊,谨以此文表达缅怀与追思。

在爱与关怀中茁壮成才


我的祖籍是浙江奉化岩头村,那里因系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出生地,而为世人熟知。我的伯父毛邦初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军官,曾在杭州的笕桥空军学校工作。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至昆明,我便出生在那里,所以我的名字里面有个“滇”字。
我的青少年时代,家庭环境很是困苦。父亲从军校辞职回上海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后来又染上肺病,家中生活每况愈下,一家人挤在只有六个平方米的亭子间。解放以后,因家庭困难,我念小学、中学时期,学校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申请减免学费,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来我家审核,看到我家五口人就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又看到我和妈妈的午饭只是一碗青菜和白饭,于是回去就向学校申请给予我学杂费全免。虽然我在中小学阶段得到了很大的照顾,但是老师、同学对我从未另眼相看,我得以健康成长。
很顺利地,我在上海向明中学读完了高中。一直以来,我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学校原本打算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后来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原因政治审查没通过,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机会。所幸,我被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了,并于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还是因为家庭政治背景问题,我又一次错过了直升研究生的机会。毕业后,我便留校任教。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但是我的求学成长经历一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帮助和教育。对此,我至今心存感激。
在交大工作期间,我主要从事有关造船和工程力学方面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在教学上,我确实花了不少心血,我爱我的学生,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我和太太都是大学的老师,我们把一天分为三个单位——上午、中午和晚上,连晚上都放进去,这个方法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交大每学年都要让学生给老师无记名打分,我有幸好几次都获得了系里的最高分。有个班级还集体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几年来,我们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教学之外,我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当年搞科研,又苦又累而且还有生命危险,比如,我曾参与的“401立升高压气瓶”项目。这个项目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特别是要计算出焊接高压容器的临界裂缝,必须突破国际上所规定的禁区,做试验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太太得知后非常担心,偏巧搞实验时,我的胃病又犯了,溃疡出血。但我瞒着领导、瞒着家人,坚持外出搞试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研究成果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巨额资金,为此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回顾多年科研经历,确实取得不少成果,比如,“西汉‘透光镜’研究”荣获全国重大科技奖、上海市重大科技奖,“高压容器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锅炉胀管的研究”被国家经委审定为“国内先进”,等等。对于做好科研工作,我的体会是,首先要不怕失败,正如爱迪生所言“失败是成功之母”,遇到挫折不要气馁,再接再厉;二是要有创新精神,要有新想法、新思路,敢于尝试;第三,则要讲求团队合作,科研工作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要集合大家的智慧、能力和特长来开展工作。

 

198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关心下,我加入了民革,由此走上了政治舞台。我本是一名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对于政治、对于社会了解和关心得不太多,加入统战大家庭后,统战部和民革的历任领导、前辈都非常关爱我,并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往事历历在目,感动感激之情犹记心间,在此略表一二。
那些可敬可爱的上海民革前辈们,我至今难以忘怀:赵祖康、徐以枋、丁日初、陆玉贻、李赣驹等民革老领导言传身教,让我深入了解了民革的历史和党派工作;徐国懋、诸尚一、程子敏等民革前辈则手把手教我如何写提案,如何参政议政。这些老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我赶快成长,接上他们的班,多做些民革工作。
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怀与关照。比如,中共市委统战部原部长毛经权、黄跃金、杨晓渡等领导都曾向我表示,公事、私事随时欢迎联系交流。又如,上世纪90年代初,由我带队的民革参访团在赴台参访中遇到不少实际问题。当时,没有沪台直飞航班,需从香港转机,而当年在港住宿、由港赴台手续等具体事宜都是在统战部领导的关心下,由统战部驻港同志代办的。
1987年,我当选民革中央常委,同样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呵护与帮助。我当时是最年轻的民革中央常委,当时的民革中央常委都是著名人士,如朱学范、侯镜如、郑洞国等等,他们解放前在国民党内是高官,解放后也身处高位,但是平易近人,看到我这小辈都很热情,开会也好、吃饭也好,都很亲切。因为我有渊源关系,他们常会问起我家里的情况,问在台湾、美国的亲属的生活状况,并希望我能够转达他们的问候与关心。又如,民革中央女前辈傅学文、谭惕吾,她们虽然辈分高,但是没有一点架子,只要到上海来,她们都会约我见见面、聊一聊。还有,《团结报》的总编辑王奇。当年,我为在全国政协以个人名义作大会发言特别紧张,于是把发言稿交给王奇先生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看了、改了,还谦虚地说,我们的阐述角度、方式并不一样,修稿意见仅供参考……民革老前辈对后辈不吝赐教,他们带着对后辈的期许关心我的生活、指导我的工作,这种情感的力量,对我有很大的启迪,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方法。
在灿若星辰的民革中央老领导、老前辈中,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孙越崎先生。孙老曾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当年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他从始至终竭力反对。他给我看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主要是论述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缘由。尽管很多专家联名反对,但最后中央综合考虑还是上了。我问孙老,这事您怎么想的?他说,既然上了,那我还是要提意见,提什么?不是提反对,现在提就提怎么做得更好!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民革前辈境界很高,参政议政的态度也很端正,他们那种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的高尚境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可以说,成为统战成员的三十多年间,我既收获了温暖,又受到了教育,更得到了锻炼。我以高校教学科研为事业起点,在统战大家庭的培养下,不断进步、快速成长,收获了极不平凡的人生经验。

 

1997年8月,我开始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常务副主委。因为不懂机关行政工作,所以一开始很是忐忑。好在民革是个大家庭,有着优良的传统,靠着发挥团队作用、集体作用和班子的作用,担任常务副主委的这些年,我总结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为做好民革工作提出“内铸素质,外塑形象”,这既是工作口号,更是我们的工作要求和目标。所谓“内铸素质”,指的是提升业务、党务工作、道德素养等方面的水平,“外塑形象”则是不断改进社会工作方法,加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树立良好的党派形象。在这一目标激励下,我们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各方面都有所进步。第二,与时俱进建立了两个工作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们的党员中涌现了不少民办教育实践者和民营企业家。为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民革组织中的作用,并以民革组织的整体力量去服务社会、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我们探索建立了民办教育中心和经济中心,让民革市委的社会服务工作有了新的抓手。第三,开展优秀支部创建活动,提出了“三个健全”和“四个成果”的基层支部建设目标。“三个健全”指制度健全、活动形式健全、骨干队伍健全,而“四个成果”则指学习成果、参政议政成果、研究执行成果与组织建设成果。在这些具体工作目标的指引下,各基层组织工作进一步改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第四,创新了一些工作举措。比如,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通过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咨询等,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促进社会和谐;不定期组织与政府部门、协会机构等的交流沟通,进一步提高了参政议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加强社会宣传,组织与新闻记者开展联谊活动,扩大了民革的社会影响力。
从事党派工作之余,从1988年起,我担任了第七、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20年间,我提交过百余件提案,在全国政协全会上共作了19次口头或书面发言,其中“必须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等3件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从政协委员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加入了上海政协之友社,反映社情民意,依旧是我感兴趣的工作。对于这种持续的建言献策热情,我想,还是归源于一个“情”字吧。
 万事开头难。当年,政协委员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们有的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有的是桃李满园的教授学者,还有的是敢言善言的知名委员,他们待人和善,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对我这样当时刚刚担任委员的新同志非常关心。记得,当时高校里有一部分退休同志,找到我反映大学教师退休后收入偏低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并不知道如何撰写提案,便请民革老领导诸尚一帮忙提点。尚公当年在政协委员中的名声很大,他跟朱镕基的两次交锋到现在还被传为美谈。他建议我把历年各级政府下发的有关高校退休员工工资的文件统统找来研究,再根据调查到的事实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我深受启发,原来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并不是简单把听来、看来的情况反映上去,而是需要理性、周详地分析研究。于是,我决定就这一问题深入下去,便向所在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申请查阅相关文件,得到学校的支持。当时,我捧回的文件足有十几公分高,看了好些天,才看完一遍。由此,才深入了解到退休教师工资发放的演变过程,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后,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提案写完后,尚公还帮我进行了修改。至此之后,我写提案就懂得既要关注具有全局意义的宏观问题,也不忽视攸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微观课题了。细数我多年来的提案,比如建议加强美容行业管理、重视社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呼吁重树婚检意识等等,尽管有好多问题,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和强项,但我愿“笨鸟先飞”,用自己的调研思考、意见建议为民排忧解难。
与民革一样,政协大家庭里融洽、互助的氛围,也让我很有归属感,参政议政自然就特别卖力,也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也正是由于前辈们无私的提携和帮助,我才能快速地融入政协工作,倾己之力,履行职能。因此,虽然退休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不如以前那么大,信息量也小了,但我仍有意识地跟周围民众、党派成员、现任政协委员等频繁接触,通过政协之友社的渠道继续为民呼吁、为国献计。
回首过往,一直以来,我做人、做事都带着三个“真”字:真诚、真实、认真。从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到统战、党派、政协工作,从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到担任特邀监督员、监察员等,我干一样、像一样,干一行、爱一行。因为我坚信,人生之路在于选择,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做好,唯有真心不变,才能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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